《山海经》的来历，竟然在《左传》里说明白了？

大头不大嘴

《山海经》一书的来历，众说纷纭。甚至《山海经》这本书的虚实真假，都存在很大争议。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里，有一本书堪称第一信史，那就是《左传》，不接受反驳。字耕农研究发现，对于有些说不清底细的《山海经》，啥都说得清的《左传》里有重要线索。

《左传 宣公三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以往如《十三经注疏》、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主流权威版本都采用了这样的断句。笔者认为其实不通，因为“贡金九牧”和“铸鼎象物”都缺失主语，原因是断句不妥。
笔者改断为“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九鼎模型示意图
这段话显然揭示了《山海经》所依据的古地图册即“山海图”的来历。全国各地的“远方”所图之物，肯定是当地的山川及特产，还有准备向中央王朝进贡的青铜矿石或金属块。分别管理九州的官员即“九牧”用这些金属来铸造“九鼎”，并把各地的地图及物产绘制在鼎上。可见，先有“远方”各地绘制的图册，后有“九牧”根据图册和所贡金属，铸造九鼎并绘图其上。这些图册是九鼎绘图的底图。把九州各地的地图册集中在一起，就是当时的“全国地图册”。通过对《山海经》文本内容的解读，我们知道当时这本全国地图册其实和后代甚至当今的地图册在结构上并没有太大区别。无外乎包括当地山水形势，方位里程、植物、动物、矿产、鬼神祭祀的风俗习惯、城市分布、经济作业方式、少数民族特征等等。这些图册显然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上古典籍的组成部分，很可能就是地理图册“九丘”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认为是“全国地方志汇编”的雏形。何以见得是出自战国楚人之手？试看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名及周王室在书中出现的情况，
秦：只在植物“秦椒”出现一次，并无作为国名、地名的秦。
三晋韩赵魏及郑：韩，韩雁、韩流，韩流为人名，韩雁为海外之国名、地名，并非三晋之韩。赵，无。魏，无。前375年亡于韩的郑亦无。
齐：《山经》有“勃齐之山”，《大荒北经》有“齐州之山”，更有“北齐之国，姜姓”之语。说明为南方楚人在春秋甚至西周时期的观念。如果以三家分晋、周王室承认的公元前403年为战国起点，此前一年即春秋时代最后一年，姜齐即为田齐取代。
燕：“北次二经”有燕山、燕水；“海内西经”和“海内北经”都有作为地名或国名之“燕”，“海内北经”更有尊称“钜燕”，显然是国名。
周：“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的说法，可见是在周室东迁之后的追述。
宋，“大荒南经”有作为山名的“宋山”，未知是否在宋地即今商丘一带。
卫， “大荒北经”有作为山名的“卫丘山”。作为国名则无。
鲁，无。鲁国前255年亡于楚，故而讳言鲁国。
越，无。详见前文“海内四经”部分“会稽山在大楚南”一句的辨析，作者为楚人而讳“越”。并非诸家以为的“楚”为“越”之误字。
楚，“西次二经”有作为河流名称的“楚水”，位置则在关中秦境。“海内东经”则有作为国名的“大楚”。



战国七雄
综上，对于真正强大且相互接壤的秦及韩赵魏三晋讳而不提，应当出于敌视的原因。称“齐”为“北齐”，说明是南方楚人立场。对于偏安东北隅国力最为弱小的燕国却尊为“钜燕”，是因为两国一南一北天各一方，从未有过战端，因而不吝溢美之词。至于称“楚”为“大楚”，则最后暴露了其立场及身份。

所以最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今本《山海经》即汉代司马迁曾见，官方安排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经手校理的内容，包括“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三个部分，应出自公元前306年至前241年这65年之间的楚人之手。即东汉班固作《汉书 艺文志》所谓“《山海经》十三篇”，依郝懿行说即“山经”五篇，“海外四经”四篇及“海内四经”四篇。而“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被称为“进在外”或“逸在外”者，即民间流传的部分。后来官方校本与民间流传部分合并成书，即为郭璞所见所注者，流传至今，只是原图已佚，仅存原文。



《山海经》书影
所以对于“五臧山经”里的山、水甚至金、玉，认为是夏代图册甚至有山水名称标注是能讲得通的。夏代有无文字不用讨论，因为比夏代更早的龙山时期有丁公陶文，甚至某些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发现了文字，在时代上包含了夏代的陶寺遗址也发现了文字。而对于包含“铜、银、铁”这些东周时期才出现的概念及文字的内容，应为东周时期增添的新内容。

然而今本《山海经》的语言文字尤其是词汇语法特征，以及由一些概念反映出来的观念和立场，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战国楚人对多种古地图册所作的配文和释文，也就是朱熹说的“描摹图画”，当今称为看图说话。

目前秦代资料虽然未见提及《山海经》这一书名。然而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早于焚书6年），秦始皇在湘山祠一带江面遇到暴风雨，秦始皇问湘君是什么神，秦博士说“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应来自《山海经 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一节。可见该博士是读过《山海经》的。详见本书“山经”该处。



《山海经》古刻本
《山海经》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 大宛列传》，司马迁肯定读过，然而持怀疑态度。据刘歆《上<山海经>表》的说法，时代早于司马迁的东方朔对《山海经》也很熟悉甚至有些研究。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风头正盛之际，所以他有“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之叹。《汉书 艺文志》将《山海经》列入“数术略 形法类”，形法类与天文类、历谱类、五行类等专业工具书类并列，可见认定其为纪实性、应用性文字作品。而文学色彩浓厚的“小说类”则在“诸子略”。后来的《隋书 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也都归在“史部 地理类”。这些归类说明还是将《山海经》视为写实性质的地理书。《宋史 艺文志》开始列入“子部 五行类”，仍然肯定了其纪实性质。到了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就将《山海经》归入“子部 小说家类”。这样就从写实性质的地理书一步一步降格为虚构性质的文学作品了。“好行小慧”的纪昀在《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里写道“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于是将《山海经》、《穆天子传》二地理书与《神异经》等文艺作品视为同类而入“小说家异闻之属”。显然，这里纪氏个人的观点成了定论，“率难考据”是他自己搞不懂，不能说原书不实；“百不一真”也只是他个人一家之言。古代中国社会等级森严，位卑则人微言轻，权高则一言九鼎，学术上做不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清代官方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颇大，就连鲁迅都认为“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因而沿袭《四库全书》的做法，把《山海经》纳入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进行研究。鲁迅的说法与做法其实是矛盾的，既然认为归为小说是“退”，又不愿“进”其入纪实作品，而称其“盖古之巫书”。时至今日，通行的看法依然沿袭《四库全书》的定性而认为其书为神话传说。



当今出版的简化字版《史记》
然而从西汉刘向到晋代郭璞，再到明清时期的王崇庆、杨慎、吴任臣、汪绂、毕沅、王念孙、郝懿行、吴承志等学者，莫不以为属于“舆地”之书即历史地理学著作并为之付出大量精力进行研究。现当代学者比如侯仁之先生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一书中强调说《山经》是“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地理书籍”。《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先生有“《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一文，认为有七列山系140座可考定确址，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地图集 战国》一图多有体现。历代多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研究进程，提高了认识水平，然而始终未见真正令人信服的全面系统研究。当然，《山海经》里的确有一些神话传说成分，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十日、息壤等等。有的是虚构的故事，其实更多的是人为造成的误解。《山海经》是实是虚，一概而论总是难以让人信服，因而需要每一列甚至每一座山，每一个古国进行辨伪或证真，最后再来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一切抱有成见、先入为主地认为其或真或假、或历史地理或神话传说，都是不负责任的人云亦云。



谭其骧 山经地域概貌示意图



地学家王成组对 山经 山系的还原图
与对《穆天子传》的看法一样，笔者还是认为言其伪易而证其真难。浅尝辄止捕风捉影者，见其一二不实或不解之处，就贴上神话传说的标签，其实是蜻蜓点水的做法。古书流传，编次混乱，加之避讳，改易频仍，辗转传抄，不断掺入，都是很常见的。所以笔者主张，无论想来辨伪还是证真，首先要放下成见，不要定性。从头到尾逐一讨论，做完工作，最后再来归纳总结是真是伪。否则各凭只言片语，就推断全书的真伪，真是盲人摸象。看似铁证如山，实乃以偏概全。
本书既然叫“证真”而非“辨伪”，就是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山海经》是真实的历史地理著作的基本观点。证真，对于“山经”26山系乃至446座山峰，就要根据原书原文在地形图上一一对应地指出，尤其是对于“海外四经”几十个古国，更要与考古发现一一对应。用事实说话，最终虚实真假，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字耕农山经26列山系分布示意图（不含豫西八列）



豫西八列山系分布图
据《吕氏春秋 先识》言“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出奔于商；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淮南子 氾论训》亦有类似记载。这些所谓夏、商之“图法”，当包括“山海图”，均经由当时官学以个人之力转移至新兴势力得以保存流传。商代继承流传，已经被近现代知名学者证实。比如王国维考证夏代中期的殷商远祖王亥，胡厚宣、杨树达、李学勤、裘锡圭诸先生考证殷墟卜辞中的四方风名及一些神祇，即来自出土卜辞与传世文献《山海经》的二重证据法研究，反过来说明《山海经》里这些独有的内容，与殷商卜辞出于同一个文化，即不晚于殷商。又传至周，当在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乃至“周典”之列。据《国语 鲁语》及《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能辨防风氏之骨、肃慎之矢，可能与其适周问礼学习抄录“周典”中的“山海图”有关。再者如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叙》所言，《周官》大司徒、《夏官》职方皆有“天下地图”，《左传》称禹铸鼎象物。“古之为书，有图有说”等等，都说明《山海经》原来是有图的，甚至原来就是地图册。孔子自周归鲁后不久，就发生了“王子朝携典奔楚”之大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而子朝又被周人弑于楚，见《左传·定公五年》。在“周典”之列的《山海图》散落楚地。战国时楚人根据其图及标注看图说话，编写出大量文字描述内容，也掺入一些传说神话甚至臆想成分。书成之后应有一定的传抄扩散，因而屈原得见。

秦统一六国，包括《古山海图》在内的楚国典籍尽入秦宫。秦始皇曾巡游洞庭，问及湘山神，秦博士所谓“尧女”，即来自《山海经 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一节，当然认为“帝之二女”为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是秦博士的误解。秦始皇焚书不烧地图及地理类书籍，秦末项羽入关中焚秦宫及其典藏。所幸刘邦军队先入咸阳秦宫，《山海图》及《山海经》当如《史记》所言在萧何从秦咸阳宫抢救出的“秦图书”之列，因而得以保留至汉。



萧何，今天我们能看到《山海经》，要感谢你
根据《史记》、《汉书》及刘歆《上<山海经>表》的说法，汉代第一个熟悉《山海经》的人是汉景帝、武帝时期的齐人东方朔，其人所见之图书当为战国末期书成之后民间流传散布者。司马迁有机会接触汉室所有典藏文献，然而对《山海经》并不重视。西汉末年的刘向熟读《山海经》并引发士大夫研究其书的风气。刘向、刘歆父子相承奉命整理简册散乱的古本竹书《山海经》，其校注文字逐渐与原书内容相混，因而多见秦汉郡县名称以及突兀内容等等秦汉痕迹。晋代郭璞曾作注，至东晋陶渊明仍然“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后经历代辗转流传，其图遗失，仅存其书，内容亦有亡佚亦有新增。今本所见动植物及神怪配图为后代又根据文字内容来想象附会，纯粹是画蛇添足。然而对于更为重要的山水形势图、古国分布图，则未见复原。

刘歆《上<山海经>表》言及东方朔对汉武帝首次提到了《山海经》这个书名。司马迁《史记》将其与已佚的《禹本纪》相提并论，并称这两书里说的一些内容，他是不敢相信的。宣帝时刘向引《山海经 海内西经》“贰负杀窫窳”考证了上郡挖掘出土的古代石室，官僚士大夫学术界才开始重视此书。
我们知道秦的焚书和禁书政策，直到汉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才废挟书之律，文景之时曾鼓励民间献书。自秦焚书及挟书之律，民间不要说写书，就是藏书也是大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像《山海经》这样的书，估计也没有人愿意去写了。当然东方朔读过，司马迁也读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没有读过，我们不得而知，从而不好判断。
汉代官方校理了《山海经》，应当仅包括“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及无名氏“水经”，后又汇入民间流传的“荒经”和“海内经”，成为今日所见五大部分的定本，晋郭璞作注。东晋陶渊明经常观览其书其图。经过了南北朝的丧乱，到了隋朝重新归于一统，《山海经》仍存，“山海图”却已然亡佚。很可能在公元554年毁于梁元帝萧绎江陵焚书的浩劫之中。如其所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梁元帝萧绎，今天看不见《山海图》，大概要怪此君
后人又据书中文字想象模拟原图以为插画，多为迎合少见多怪好事猎奇的“怪兽”，真正重要的地图，由于难度太高，罕见还原。其中“山经”为山水形势图的记述，相对容易还原，当代学者如王成组、谭其骧都绘有还原图，各有得失，26列山系其中位置严重错误的也有，然而大体上，算是有了一个轮廓。至于“海经”、“荒经”，由于真假虚实难辨，绘图基本上无从谈起。
袁珂先生反复强调，《山海经》这个名称里的“经”不是“四书五经”的“经”，不是经典的意思，而是经行、经过的意思。《山海经》这一名称并未出现在传世的先秦文献，包括五经、史书、诸子，出土简帛。甚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学风大变之前，最后一部文化全貌的集大成者《淮南鸿烈》也未提到这个书名，可见这个书名出现的时间一定不会太早。然而先秦其他文献中的很多内容，又与《山海经》的内容有关。




将来或许可以在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古墓里（比如秦始皇陵地宫）发掘出完整的《山海图》乃至当时版本的《山海经》，相信那个时候很多情况都会大白于天下，然而这种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今本以蜀中袁珂先生所作之《山海经校注》为善。历来研究者不乏其人，真正有突破、有价值的发现并不多见。目前学界仍然多以神话看待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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